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起飞,作者力图从制度上揭示中国乡村起飞的内在动因。本书数据除了来源于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英文和中文资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于作者戴慕珍于1986- 1996年间在中国完成的300余次访谈。本书为如何看待中国乡村起飞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视角。

神州增订版序 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一九六七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二○○八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幺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也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英语文章约九篇之谱。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写好初稿时我那样想，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那样想。似浅实深，这里独立成书的《制度》一文牵涉到的话题广泛，细节多，史实长达三十年，合约理论的分析达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层面，而其中好几处要靠机缘巧合，或时来运到，才找到答案。没有任何「缺环」，完整若天衣无缝也。读者要记住，《制度》一文其实写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展开全部)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从制度创新入手介绍“中国奇迹”中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即从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几个经济学家会料到中国改革能够有这些成就？谁又料到，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诸多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但是前苏东各国的改革也采用了渐进主义，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为什么渐进改革之路，在别处失败，而独在中国成功了？这也许是政治经济学的世纪之谜，等待着你来破解。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在讨论专项改革各章的开头，都用一节交代中国改革依据的经济学理论，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例如：在第三章第一节介绍了计划经济制度下和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不同的组织方式；第四章第一节介绍了现代企业理论；如此等等。

本书描述和分析了中国40年经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问题节点和复杂情况，将会引起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广大读者了解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对国家发展实际前景保持坚定信念都有意义。全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本书描述和分析了中国40年经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问题节点和复杂情况，将会引起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广大读者了解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对国家发展实际前景保持坚定信念都有意义。全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1862年，晚清经济改革拉开序幕，在执政集团与汉族武装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两大军工项目上马。衙门化的国有企业运作效率极低，在1872年开始的一场国企反腐运动中，改革的大门向民营资本开放。自此，1872年成为国有向民营、局部向整体改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晚清王朝为自己埋下隐患的起点。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为首的官方实力派成为改革的主角，以唐廷枢、胡雪岩、盛宣怀、郑观应为首的新旧商人成为改革的先锋。朝廷与商人的较量，国退民进、民进国退的多年交锋，最终使经济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场商业势力助推的宪政改革中，1911年晚清走向灭亡。

1862年，晚清经济改革拉开序幕，在执政集团与汉族武装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两大军工项目上马。衙门化的国有企业运作效率极低，在1872年开始的一场国企反腐运动中，改革的大门向民营资本开放。自此，1872年成为国有向民营、局部向整体改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晚清王朝为自己埋下隐患的起点。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张之洞为首的官方实力派成为改革的主角，以唐廷枢、胡雪岩、盛宣怀、郑观应为首的新旧商人成为改革的先锋。朝廷与商人的较量，国退民进、民进国退的多年交锋，最终使经济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场商业势力助推的宪政改革中，1911年晚清走向灭亡。

在十八大结束后的第一个年末，通过与《财经》主笔马国川的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出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显得颇具深意。 书名看上去似乎四平八稳，但无论从逻辑还是情绪上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都是吴敬琏此前两本著作——《何处寻求大智慧》及《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延续。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吴敬琏一直有着自己清晰而连贯的思路，即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加速民主法治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及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